新儒学批判-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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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积弱积贫，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素质不高，公德欠缺，智慧未开。如果不首先设法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务，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绣于粪桶，缕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

　　　　②为此目的，他在日本横滨办《新民丛报》，试图维新国民，“挽劫难而拯生灵”。

　　　　《新民丛报》为双月刊，每期大约四十页，文章以介绍西方近代进步思想为主。因为在梁启超此时看来，中国国民的素质之所以不高，就是因为几千年的

　　　　①《梁启超选集》附录“生平活动表”。

　　　　②《饮冰室文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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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新儒学批判

　　　　专制主义统治和牢笼般的等级制度。所以，“新民”的主要内容，是唤醒国民的平等意识，从奴隶般的麻木中觉悟过来。

　　　　１９０３年，梁启超访问加拿大、美国等地，深深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所吸引。他一方面欣羡西方人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百姓们呻吟于专制王权和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而难受。一天，对波士顿华人演讲，梁启超说：“中国几乎没有人具有维护自己的精神，他们像羊群一样被自己的统治者赶进等级制度之中。”又说：“起来吧！去争取你们的自由和与你们的统治者平等的权力。我们已经废除了叩头；当皇后的官员过来时，人们不必吻地和擦前额泥。统治者不会高于臣民，每一个人都将处在平等的行列中。”

　　　　梁启超的演讲受到华人的热烈掌声。第二天，波士顿的报界这样写道：“东方的马克。安东尼告诉中国人他们怎样处在奴隶的地位。”

　　　　①

　　　　新文化运动之前，梁启超是最富有理性和最富有启蒙热情的思想家。他的“新民”主张，实则为十多年后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他以“觉天下”为己任，决意扫荡“积千年旧脑之习惯”

　　　　，与后来“顶着黑暗的闸门”的鲁迅有着同样的胆识和胸境。

　　　　但是，“新民”如何可能？须知，中国的国民深受传统礼教的薰染，已经做惯了奴隶。而做惯了奴隶的人，一则很少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处境，二则很少去想过改变这种处境。由此决定了“新民”的艰难。然而，梁启超是一位历史乐观主

　　　　①以上材料见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９１－９３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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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７９

　　　　义者，他深信只要改变政体、引进西学和对传统旧思想展开总批判，便可达到“陶铸国人之精神”和“冶炼国人之灵魂”的目的。

　　　　改变传统的政体形式，原是梁启超在戊戌年以前就抱定的奋斗目标。不过，那时候，他注重的只是制度文明。而现在，梁启超认识到，政体直接关系到国民的素质问题。西方有国民而无奴隶，中国有奴隶而无国民。

　　　　国民享有民主权利，奴隶则毫无民主权利可言。在他看来，人不仅是一种“道德的存在”

　　　　，更是一种“政治的存在”

　　　　，因为人不独是“形而下”的生存，更有“形而上”的生存。如果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无异于自杀。因之，理想的国家政体，就是通过法律的手段保障国民的民主权利。相应地，只有保障了国民的民主权利，国家才可能得以富强和稳定。这就是：“国家誉犹树也，权利思想誉犹根也。其根既拔，虽复干植崔嵬，华叶葱郁，而必归于槁亡，遇疾风横雨则摧落更速焉。即不尔，而旱暵之所以暴炙，其萎黄凋敝，亦须时耳。

　　　　国民无权利思想者以之当外患，则槁木遇风雨之类也；即外患不来，亦遇旱暵之类。“

　　　　①

　　　　而且，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的奴性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身奴”

　　　　，二是“心奴”。

　　　　“身奴”表现为人身的不自由，处于专制主义政权和传统礼教的桎梏中，“心奴”

　　　　是自我甘作奴隶，依傍权贵而自喜。梁启超认为，两相比较，“心奴”者比“身奴”者更为可悲，其解放的难度也更大。因之，在中国施

　　　　①《饮冰室专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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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新儒学批判

　　　　行民主政治，首先就要“除心奴”。

　　　　“心奴”不除，“身奴”难破。但是，梁启超又认为，“破身奴”与“除心奴”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前者重在推翻专制政体，还民众应有之权利，后者重在发扬个性，举行“道德革命”。

　　　　既然传统文化造成了国民身心的萎缩，梁启超自然不会再从传统的文化库里去寻找“新民”的药方。他把视线主要投在西方，认为通过西方近代学术的“尽情地输入”

　　　　，便可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所以，戊戌年后，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钻研西学，并尽可能地介绍给国人。张君劢曾作这样中肯的评价：“梁启超劝国人研究西方科学、哲学及政治制度，并尽可能客观地观察儒家传统。他希望中国人能够思想开放，接受各种学说及具体实现的思想观念。因此，大家都承认他是奠定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及以现代生活眼光重估中国传统价值之基础的先驱者。如果说，没有梁启超，中国人就不会那样早的接受改变，也决非是夸大之词。”

　　　　①

　　　　更可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全面接纳和介绍西方学术，并不需要遮上一块“西学中源说”或“中国自古有之”的三角布。他认为：“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

　　　　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

　　　　①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第５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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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９９

　　　　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

　　　　又说：“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一，倘所印证主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已。

　　　　若稍有牵合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而比附之言，传播既广，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之思想，见局见缚于所比附之文句，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在。

　　　　……

　　　　此等结习，最易为国民研究实学之魔障。

　　　　二，劝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尝行也’，劝人治此学，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其势较易入，固也。然频以此相诏，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固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之明。“

　　　　①

　　　　梁启超发此议论，主要是针对他的老师康有为来的。前文已述，康有为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我们的祖先那里早就有了。他把《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

　　　　①《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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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新儒学批判

　　　　之，君为轻“和”得乎丘民为天子“等语直接视为中国古代民主政治的论据。

　　　　这里之所以将梁启超这两段长文引介出来，并且希望读者诸君耐着性子把它读完，倒不是因为它可以同康有为的思想形成对比，而是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后来新儒家们关于古代中国政治与儒家德治的思想。因为新儒家许多人仍然沿着康有为的思路，同样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视为民主政治。近些年，许多大陆学者亦持此种误见。以致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竟然把周代的“共和行政”说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长文考证，不厌其侈。

　　　　以上可见，“五四”

　　　　运动以前的梁启超本是一位反传统的斗士。

　　　　在２０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他的许多思想都可视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先声。然而，本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动荡，思想混乱，文化失序。

　　　　梁启超也就在这混乱的时代里思考着，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想指向。他曾有一句名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作为一位时刻关怀着民族命运的思想家，此种无定性的思想历程是痛苦的。它非但致思想者自身于精神困惑与分裂之中，更重要的是，进步的思想家是民族命运的启明星，他的思想指向同时也就是民族命运的指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梁启超思想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招致了新文化运动的早夭结局，同时巩固了当时东方文化派的阵地和奠定了后来新儒学产生的思想基础。

　　　　导致梁启超思想大转弯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上文所分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给西方人所带来的文化末日感。

　　　　１９１８年底至１９２０年春，梁启超同张君劢、丁文江等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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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１０１

　　　　一起到西方各国考察。当时的欧洲刚刚经过大战的洗劫，满目荒凉，民多哀怨。

　　　　梁启超本是一位诗人气质十足的思想家，原以为西方文明可以给中国带来新生，而现在所面对的却是这般光景，不能不勾起他心绪翻腾，深感失望。

　　　　在他看来，眼下的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就连自身也是泥菩萨过河，哪能再给非欧民族提供精神财富。而且，梁启超还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走到这步田地，表面上似乎是战争所致，实际上是因西方文明内在的弱点所造成。

　　　　请看他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分析。

　　　　第一，梁启超认为，社会思潮是政治现象的背景，社会思潮稍不健全，必然导致国家政治和人际关系的弊端出现。

　　　　欧战的爆发，根源就在这里。一方面，个人主义膨胀，致以弱肉强食，更添达尔文的进化论“推波助澜”

　　　　，把“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字作为社会关系的准则，致以人人都在为自我考虑，崇拜黄金，崇拜权力。另一方面，由进化论和个人主义进而导致“生计上的自由主义”

　　　　，传统的道德自此丧失。

　　　　尤其是尼采哲学盛行，更是把西方人推到了道德弱化的极致。

　　　　他说：“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

　　　　①

　　　　第二，梁启超认为，大战的爆发还在于“科学先生”的助力。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功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以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但是，科学并没有给西方人带来幸福，

　　　　①②《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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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新儒学批判

　　　　反而带来了灾难。因为，科学使人们注重一个新的世界和生出一种新的人生观，即物的世界和机械的人生观。在这种人生观下，“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地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

　　　　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抢面包吃抢出来的。他的推理是：”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仅这几十年尽量地快乐。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

　　　　怎么好呢？

　　　　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上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便是一个报应。“

　　　　②

　　　　第三，梁启超认为，由于上述原因，致以西方人普遍感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