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的历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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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照壁”，指足部残疾之丐，他们用破烂布头裹扎膝盖及大腿，臂部，如今也有用橡胶轮胎片的，他们坐地上缓缓前移，哀号求乞。

“垫木手”，指双足俱残之丐，或是有疯瘫之病的乞丐，他们双手各握一块小木头，以手代步交替行走，哀呼求乞。

“解粮草”，一般由残废的女丐充任。他们没头没脑倒卧在一辆小木车上，另有两丐，前后推拉地行过闹市区，哀声呼号，路人不忍，纷纷将钱投掷于车内。

“驼石头”，也由残废女丐充任。但不以车载之，而是由男丐背着行乞。

在残疾型乞丐的行乞方式中，除了充分暴露自身的生理缺陷以换取世人的同情这一常见形式外，他们还创造了一些可以或多或少与主流文化沟通的行乞方式，这些方式包括演唱一些娱人耳目的小曲，讲唱一些宣扬主流文化精神（如忠孝、仁义等等）的评书弹词，如“百子歌”、“劝善书”、“劝世文”之类。这种行乞方式已经具备了专业技艺伎俩的特点，可见，残疾型乞丐既是诸多行乞伎俩的始作俑者，也是乞丐技艺的创立者。乞丐从最初的身无长技发展到“博通杂艺”，从最初毫无职业特征的乌合之众到后来带有职业化、半职化特色的同质群体，这中间，残疾乞丐们是居功至伟的。

③雅皮士与作奸犯科者之流——特殊型乞丐

乞丐大多源于社会贫困，间或也源于天灾人祸。普通型乞丐大抵由此产生。但是，另有一些人，他们沦为乞丐者流并非缘于贫困，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贫困，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诸如社会分层制度，社会分配形式、政治斗争、家庭变故，个人际遇，人格特性等等。凡由此而沦为乞丐者，我们都名之曰“特殊型”乞丐。

特殊型乞丐产生的缘由多种多样，其构成人员也是五色杂处、人鬼俱在。有家资殷富之人，有破落的世家子弟，也有科场失意者，有官场失利者，还有性格乖戾、孤僻、行为狂放怪异者，也有各种逃避现实社会的人，愤世嫉俗之人，以及盗贼、诈骗等各类社会犯罪人员，可谓人鬼混杂，品类不一。

特殊型乞丐人员构成复杂，源于多途，故而其生活方式也众相纷呈，文武行当兼有，喜怒庄谐俱备，坑蒙拐骗交行，甚至杀人越货、采生折割，交通黑道无所不用其极，可谓众生众相，五方杂处；人鬼混合，良莠不齐。若将此种类型的人员构成，行为方式再作梳理，似可细分为如下二种，即“隐逸型”、“越轨犯罪型”。下面次第论列。

（1）隐逸型

隐逸型乞丐以失意士子、落魄文人、失势官吏、各种消极避世者以及遭受社会挫折而愤世嫉俗者所组成。他们厕身为丐以求隐逸，乞丐生涯不过是他们避世的一种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其说带有某些乞丐文化的特征，毋宁说带有更多的隐士风格。

隐士是中国古代一个颇具特点的社会角色，他们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与士大夫阶级追求相对独立的人格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在专制集权的黑暗政治统治下，一些儒生士子抱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信念，淡出政治舞台，逃避现实社会。他们或弃权势而处诸江湖，或徜徉于山谷，或归隐于林泉，成为脱离世俗社会、远离现实政治的隐士。他们中许多人放浪自逸，虽无锦衣玉食，生活却也无大忧。然而其中不乏生活无着、衣食堪忧的贫困者，后者每每成为隐逸型乞丐的主角。

隐士与乞丐为伍缘自于他们对乞丐散漫放逸的生活方式的认同，乞丐行为中那种对社会礼俗的冲决以及对主流文化的漠视也正是隐士们所要表达的生活态度，所以，隐士厕身为丐并乐于为丐自有其充分的文化根据。但，与普通乞丐不同，隐士并不以实用主义为其行为取向，在他们的行乞生涯中，理想价值与人格尊严仍是主要的行为目标，他们与普通乞丐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当生存与人格尊严发生冲突时，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而普通乞丐往往选择前者。

中国有一个“不食嗟来之食”的著名典故，意思是决不接受带有轻蔑侮辱性的施舍。据《礼记·檀弓下》记载，春秋时候，某年，齐国大饥，一位名叫黔敖的富人把食物放在路边赈济来往的饥民，有一饥民遮面而行，黔敖见状，便拿起食物，以轻蔑的口吻对来人说：“喂，过来吃吧！”这个饥民却抬头看着他说道：“我正是因为不接受带有侮辱性的施舍，才沦落到这种地步。”于是拒绝不用，最后饿死了。像这样落难而不失气节的乞丐就是典型的隐逸型乞丐，士林中也有。例如战国时齐国隐士黔类即这样，他家境贫寒，不求仕进，对于齐、鲁国君的赏赐概不接受，以致于死了之后落得盖在身上的被子盖上头露出脚，盖住脚又露出头。曾子前往吊唁时见状即对黔类妻子说：“邪引其被则敛矣。”黔类妻则说：“邪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就是说，被子斜着虽然满可以盖全头脚，却不如这样正着盖不全。弦外之音是，虽穷困至此，也要保全人格的尊严。

二乞丐类别细说（3）

后世的文人乞丐大抵都有这个特点，他们往往将名节视为比衣食性命更重要。汉魏六朝之际，此一风气尤盛。《后汉书·独行传》中记载的贫士石德林、《世说新语》中记载的才子罗友等，少时皆为好学之士，后因贫寒乞丐于人，但行为举止都不同于一般的行乞者。精通老子之学的向栩，好被发，似狂生，每次乞讨，骑驴入市，有时还邀请众乞儿到他的住宿地狂喝烂饮，“时人莫能测”。石德林在东汉末年的兵荒马乱之中，成了无衣无食的鳏穷之士，并由崇儒变为“昼夜诵咏道书”的老庄信徒。他乞讨时，决不多取，也不肯接受当官的赐予，仍然遵循着一事实上的道德准则，竭力维护着自己的人格尊严。晋时士人罗友，颇具才学，世人谓之“书痴”，也常有异人怪诞之举。作了乞人之后，旧习未改，常常窥伺他人世间祠堂，往乞余食，又穿行于热闹的市肆之中，毫无羞愧乞怜之色。后来经当权者桓温的举荐，作了地方官，以其卓越的才干，赢得了吏民的拥护。

晋代有位贫士，姓董名京，字威辇，不知什么地方人，曾与陇西计吏住在洛阳的白社（今河南偃师县内），懂道学。陈子叙曾跟他学道。没吃的，他时常到市上行乞，披头散发，还逍遥自在地吟咏诗句。若讨得一点残碎丝絮，即用以遮身，但不接受完整的全帛全绵。当时著作郎孙楚曾写信劝他一起回去或作官，却被他写信拒绝。后来，人们就不知他的去向了，只在住处留下一石竹子和两首诗。董京的行迹说明他是个宁愿行乞于市，也不愿为官的隐士。

（2）越轨犯罪型

越轨犯罪型是乞丐群落中行迹最恶劣，社会为害最大的一类。之所以将其列为特殊型一类，因为他们的行为与普通型乞丐不同，普通型乞丐，不论是坐讨、苦讨、艺讨，还是文行、武行，也不管是白项、红项，他们行乞都有一定之规，抢劫、杀人、为害乡里的事情是丐帮帮规所严禁的，普通型乞丐一般较少与社会发生暴力冲突。而越轨犯罪型乞丐则不然，他们突破了社会规范，也突破了丐帮帮规，坑蒙拐骗、采生折割、杀人越货无所不为，他们还常常与江湖黑道相勾结，与各类社会犯罪分子串通一气，其所作所为大多触犯了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称之为罪犯是毫不为过的。

越轨犯罪型乞丐由乞丐中横强无赖者、品行不端者、各种混迹于乞丐之中的不法之徒、流民中的无赖、与黑帮交往密切的丐首、甲头，以及假乞讨之名行犯罪之实的各种地痞、恶棍所组成，这一类型乞丐是藏污纳垢之所，是一个犯罪的渊薮。

乞丐群落是一个滋生犯罪的场所，自古皆然，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何以如此呢？主要原因在于乞丐者流构成人员的杂芜，人鬼混杂，五色杂处。乞丐本是社会声望与地位极卑贱的阶层，沦为乞丐之流多穷极无聊者，加之动乱灾害之年的流民、灾民、饥民以及各类社会底层民众，他们地位的卑下、处境的凄惨，一方面引起社会的唾弃，一方面又引起社会的同情，社会控制之于乞丐也因此相对松弛。他们往往处在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的边缘，故此，各种社会不法之徒就借乞丐这块宝地以隐身，各类犯罪之徒假乞丐之身以逃避社会控制机构的制裁，乞丐自然而然就成为藏污纳垢之所在了。不法之徒，原有的犯罪分子混迹于乞丐行列，其越轨犯罪活动非但未有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这一方面提高了乞丐的犯罪率，另一方面对于整个乞丐群体的行为方式产生了“示范效应”，原来的普通型乞丐在不法之徒犯罪活动的“示范之下”，渐渐地模仿学习，不期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同伙帮凶，甚而直接变成犯罪之徒。乞丐的越轨犯罪现象由是大增，以至形式一个越轨犯罪型的特殊类型。像乞丐这样亚文化社会群体，他们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权利诉求的渠道与利益满足的场所。他们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也通常充满着各种功利追求，但他们没有获致功利的方式与渠道，功利的追逐又是不可遏止的，于是，他们往往采取其他方式完成自己的权利诉求，满足自己的功利需要，这些方式与手段往往是文明礼俗所不齿的，甚至是社会法律所严禁的，故此，乞丐们犯禁触法，作奸犯科就是势所难免了。

越轨犯罪型乞丐的行为以突破社会道德法律约束、给他人与社会造成伤害为主要特征，反社会、反人道、反文化是其行为的基本取向。总起来说，这类乞丐的行为可分为以下几种：

流氓无赖行为，即强索强讨，泼皮无赖，横行乡里、搅扰市行，敲诈勒索、威逼恫吓等等。

诈骗行为，这是越轻犯罪型乞丐最常见的一种行为，其形式之多样，动作之诡秘，手法之绝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显著者如“炒卖假人头”、“卖假药”、“仙人跳”、“放白鸽”、“与人作帮衬行骗”、“念秧”等等。另有“采生折割”，偷窃抢劫、团伙骗食、贩毒运毒等等不一，此类情形，下文再作详陈，此不赘述。

从个相到共相

一特殊生存方式（1）

乞丐文化类型的形成过程

乞丐的行为、乞丐的生活、乞丐的人生态度与目标取向等等

构成乞丐文化的主要内涵，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面貌。追本溯源，乞讨食物、乞求施舍最初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权宜手段，人人皆可得而用之。它既不特别，也不稀罕。最初的乞讨活动每每与特殊的个体发生联系，它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每一乞讨行为只具有个案文化意义。后来，由于社会历史的、文化的、环境的众多原因，乞讨行为在社会中不仅日见增多，而且开始具备某种社会专属性，即它往往与社会某些特定的阶层和群体发生紧密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打上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属性。由此，乞讨行为就从其他类别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开始具有了一些专属于自已的形态特征和结构特征，与此相应，乞讨现象开始从某种个别现象发展成一组相互关联的现象，乞讨行为也开始从某种个别行为演变为一组相互关联的行为。这些相互关联的现象与行为共同构成一个文化丛体，它便是乞丐亚文化丛体，乞丐的行为、活动、心态、追求、人生取向等等由此具备了统一的整体的面貌，这个系统全面的文化面貌或样式就是乞丐文化类型，它使乞丐文化与社会其他各种亚文化类型判然有别，从而带有了自身鲜明的文化个性。

贫困是导致乞丐现象产生的经济根由，贫困是长期的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乞丐因而也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然而乞丐行为的社会性质却是古今有别的。

按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夸富竞赛节”是氏族社会中后期存在的一种生活习惯。这是一种竞赛式的、全体的送礼制度，这种送礼制度是带有友谊的、强迫的、相互的、集体的，竞赛式的和报复性的多项意义。它除了经济上的交换意义，还有其他多种社会功能，其中包括原始的互济互助作用。在这种制度中，应赠予必须赠予，应该接受者必须接受，而接受者在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又必须给原来的赠予者以回报。而这种赠予，必须在一个盛大的节日和公共宴会的场合举行。用今人的眼光看，它实际是社会举行的一次集体的施舍活动，而被赠予者与赠予者更类似于求乞者与施舍者，不同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求乞者与施舍者是经常互换的，两者在社会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故而，求乞不仅不被社会鄙视，而且为社会礼俗所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