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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管理大道-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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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在汝躬。”希望他把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道理。这种治国大法,便是尚书洪范篇中的第五畴“建用皇极”。依据五行志注应劭的说法:“皇,大;极,中也。”可知“皇极”实在就是“大中”,所以汉书孔光传对日蚀引书说:“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易学的实质,在于一个“道”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行的“道”,就是中山先生心目中的正统道德思想。中山先生推崇“大道之行”,一再用以展望新中国的未来。“中”与“道”合,道之所在,中之所在,“中道”在心,上用下用无穷。儒家讲求中庸之道,便是中道思想,几千年来,不知不觉间成为中国人做人治事的基本信念。

中国人视“管理”为“修己安人的历程”,“安人的目的”不变,而“安人的条件”必须因人、因时、因地而改变。中国式的管理者,在发言、行事之先,往往会自问:“这样做是否符合我的身分?”(人)“是否合乎时机?”(时)“在这种场合说此话、做此事是否妥当?”(地)他们的反省,无非在求“得中”。所以权变的法则,亦即是“中道”与否;而中国式管理,实际上就是“中道管理”。

“中道”是管理界共同追求的“合理化”。朱子解释中庸时,便曾说过:“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因而大力提倡,认为“天下之理,皆由此出”。管理的中庸之道,要使个人与团体之间,得到一种平衡,亦即重视团体而不必轻忽个人;并使各种机构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得到一个中道,也就是“人尽其才,事尽其功,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时尽其效”,而又能够“货畅其流”,进而“人得其安”。

中庸的精义,在于“过犹不及”。中道管理,就是要避免“过于”和“不及”。无论人、事、地、物、时,或其它,都要求其“适当”、“合宜”,亦即“恰到好处”。“适当”、“合宜”、“恰到好处”如果出于主观的认定,难免有所偏颇,或失之武断。所以孔子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先建立客观的态度,以“叩其两端而竭焉”的方法,从全体看,从整个看,在全体整个中,觅得一中道。

依据中道来管理,才是真正管得合理。中国人不喜欢人家管他,大多存有“自己会管好自己”的观念;但是中国人最讲道理,只要管得有道理,亦即管得合理,中国人也就心悦诚服,显见中国管理精神,在求管理合理化;中道或中庸之道,同样地成为我国的管理精神。

(一)中国管理就是中道管理中庸说:“从容中道,圣人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合乎道理。管理者如果达到这种境界,修己安人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中”的标准,系于没有过与不及,没有或偏或颇,没有过猛过宽或过刚过柔,没有张而不弛或弛而不张,也没有轻重失衡或长短失度,而是随时皆宜,随地皆宜的。就管理的最终目的在安人来考察,只有中才能安,不中即不安,可见中国式管理所求在中,中必合道,所以就是中道管理。

张晓峰先生分析中有五义:一中正,二中和,三中庸,四中行,五时中。(如图3…4…1)现在分1。中正。

别从这五种取向,来检讨中国固有的管理,说明如下中就是中正,管理者惟有大中至正,一切光明正大,才能管得恰到好处。陈大齐先生探究诸德成美的条件,认为所系正大,应居首要。任何组织,如果目标邪恶不正,则管理越有效,为害社会人羣,势必越大。同时成员的表现,例如忠诚、肯干、负责,虽然都是美名,却全成了恶德;况且越忠诚肯干,越认真负责,其为恶越加厉害。孔子主张“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春秋繁露玉英篇也说:“治国之端在正名。”管理者必须明确订定中正的组织目标,才足以号召员工通力合作;再以大中至正的精神,确立可行的制度,来调整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然后员工的良好感应,才是真正的美德。

2。中和。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钱穆先生认为人生有其分别性,亦有其和合性,拿中国人的天性和西方人相比较,则是“和合性大于分别性”。西方管理,由于他们的天性好分,常用对立、冲突的眼光来考察事理现象,因此强调监督、制衡。中国式管理目的在安人,一切以“和谐并行,相辅相成”为重。管理者必须了解:对立、冲突乃是一时的病态,并非恒久的常则。中国人特别重视和合,一切管理活动,都需要协调。把协调的精神,贯彻到“计画”、“组织”、“领导”、“控制”和“训练”,亦即融化于整个管理的历程。

3。中庸。

郑德坤先生深究中国人的基本思想,肯定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就是“中庸”。中国人的思想及生活习惯,无处不受“中庸主义”的支配,其具体表现,可分析为下述六种基本观念,来加以说明:(1)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万物最优秀的成分,所以人类的尊严,必须加以维护。管理者自己的“面子”固然需要维持,其它的人,如股东、员工、顾客,也不能让他难堪。因为不顾别人的面子,结果只有冲突鬪争,引起不安。中国管理者,应善于诱导,使员工既要面子也要脸,千万不可只要面子不要脸。但在管理过程中,则不可不谦让三分,顾及对方的面子,切勿伤害了他的尊严。

(2)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相信人是天地万物的精华,否认西方人所信仰的“原罪论”。古人讲用人,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固然是因为既任用他又不信他,他便无法竭忠尽智,发挥其长才。而根本信念,还是系于人性本善。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实在是管理者用人的中庸之道。

(3)人为万物之灵,有智能,可以格物致知;有自省、自我批评的能力,能应付一切事态及环境。管理者只要确立原则,充分从工作中训练员工“以不变应万变”(依据既定的不变原则,应付万变的事态及环境)的能力,便可以由有为而无为。让全体成员,尽量发挥各自的潜力。

(4)人类对于一切事物的决策,必求其有利于人。管理者最完满的措施,是能利己益人,其次要利己而不害人。有时为了生存竞争,不得已试一试利己害人的决策。电子书。。但是害己伤人的,则绝对无人过问。不过我们相信为善者昌,为恶者亡,为求天命所归,最好不以恶小而为之。

(5)人类生活的基本希望是安居乐业。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目标,即在促使成员身安心乐,而又安分乐业。组织内的每一分子,都应该“安分守己”,尽一己的心力,做好自己分内工作;“乐天知命”,愉快地克尽人事,不计较成败以听天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才是最有效的控制,也才是幸福的泉源。

(6)文化是求生的工具,一切发明创造,都要为人群服务。管理者扮演“服务人”的角色,建立有利于人群的法则制度,自能获得大家普遍而良好的感应。

4。中行。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看出志于道而具有中和德性的人,自古以来便很少,不如退而求其次,找那些志趣高大,不做不好的事情的狂狷之士,后来孟子才感叹地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狷之士,并不是最合理的,只不过中道难得,孔子才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管理者当然不能“阉然媚于世”,成为孔子最讨厌的“乡愿”,这种一味随顺着世俗,迎合着污世;用心好象忠厚,行为似乎廉洁;大家都喜欢他,而他也就自以为是”的作风,是永远也不能进入中正之道的。管理者至少也应该积极进取,而有所不为。最理想的,则是具有朱子所说“刚果决烈”的性格,硬着脊梁无所屈挠,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那才是“中行无咎”呢!5。时中。

子思作中庸,记述孔子的旨意,指出“君子而时中”。孟子也赞美孔子为“圣之时者”。因为孔子深知变是宇宙中的一种根本事实,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管理者必须要在时、位的改变情况下,随时调整,随时改进,以求其“中”,而获得良好的感应。这“位、时、中、应”(因应时空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调整,以求得良好的效应)四个观念,从古史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形成,早于西周时代,却深远地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善于把握“难得而易失”的时机,才是切合时中之道的管理者。中国常说“天时、地利、人和”,便是最佳的组合。管理者必须“好古敏以求之”,充分了解持经达权的道理,无所胶着,无所凝滞,却能够变通创新,那就是时中的精神。

(二)中道管理符合人性的要求中国人普遍并不十分理性,因为我们相当重视感情。加以我们的情绪变动得很快,又很容易走极端,不是爱之欲其生,便是恶之欲其死。孔子看到这种情况,才特别提出中庸主义,希望中国人能够稳定情绪,凡事尽量求合理。

汪少伦先生毕生追求人类幸福之路,发现人类不能幸福的原因,在于“人类本身不似天使,各种环境又不似天堂”,以非天使居非天堂,自然不能有幸福。人类不似天使,主要是受到观念的影响。各种不当观念,使人做出不当的行为,当然不像天使。人类居住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及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系由物质世界所形成,与人类有直接而密切关系的,即是太阳和地球。太阳影响气候与气象;地球包含地形与物产。这四种不同的因素,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和固定性。前者表现在有些地方自然环境较佳,而有些地方自然环境较劣,人类只能适应相当好的自然环境,特别坏的,非但不能适应,而且只有听其为虐,因而引起竞争,希望夺得较好的自然环境。后者则陆地面积既不可能任意扩张,重要资源也无法任意增加,不足以因应急速增长的民族人口,以致你争我夺、战火频仍。文化环境系人类运用智能,改造自然环境的结果;人力改造“地”,形成物质文化;人力改造“人”,产生社会文化;人力改造“天”,发展精神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非孤立个人所能完成,亦不是整个人类合力创造的;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改变,由氏族文化而民族文化,因而有其矛盾性与相对性。前者由于各方面文化有其本身发展的法则,极易倾向绝对性的发展,形成某一方面文化的独尊,以致民族文化朝向畸形或偏道,造成变态;但是任何一方面的文化无论如何发展,均仅能满足人类某一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人类所有的需要。文化发展有其绝对性,文化效用复有其相对性,这就形成了矛盾。后者呈现为文化量的限制性与质的差异性,特别是物质文化,量既受到限制,质又有显著的差异,有的人可以获得多量而质优的物质,有的人显然不能;即使社会文化或精神文化,亦因其质、量的差异而形成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矛盾性与相对性,使人变成文化发展的工具或奴隶,例如欧美的偏物文化,使得大多数人成为拜金主义者。资本家或财迷自愿为金钱牺性自己,在主观上可能不知道自己不幸福,在客观上则显然并不幸福。

自然环境不像天堂那样可爱,却是可以改造的;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越高越强,则自然环境对人类不幸福的影响即将日益减少。文化环境不似天堂,那是人类自己所造成,亦即系于思想或意志;倘使人类由于过去痛苦的经验,尽力调整改变自己的文化环境,当可使其近似天堂。

各种环境透过人类的控制,可能近似天堂;人类本身,也应该改变思想,使自己近似天使。

以近似天使的人类居于近似天堂的环境,人类才有幸福的可能。

人类应该接受那一种思想,方有天使般的可爱呢?汪先生指出:中道思想综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长处,而且与宇宙人生各方面事实互相符合,亦即中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与地道,所以中道主义便是人类幸福之路。惟有中道思想,可以使人类近似天使,并进而改造环境使其近似天堂,享受以天使居天堂般的幸福。

天、地、人三界,性质不同,亦自有其变迁法则。康德便曾说过:人有人的特性,而其特殊之点,绝不能从动物中去比较或求取证明。我们不能借着矿物学去证明植物的特性,不能藉植物学去证明动物的特性,同样不能藉动物学去证明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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