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道-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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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可以“所系正大”，来从事合理的决策，善尽管理者的责任。
仁道管理，本乎管理者爱的天性，由于爱而自爱爱人，达到成己、成物之德。爱既为天性，则发之自内。如果格物、致知，由于修习而得之于外。此时内发的爱，经外得的知识指导而成其仁，所以说：“合内外之道也。”管理者自发的爱，获得知识的指导，无论其对人对事，皆能适时适切，恰到好处，所以说：“时措之宜也。”合仁与知，则管理者“明明德”而得其宜，这种良好的修己，正是管理的起点，如图6。
明儒来知德在所着“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道，修身尽之矣。修身之要，格物尽之矣。”中山先生告诉我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它放在知识范围来讲，才是适当”，便是将知识和道德打成一片，溶人生哲学与管理哲学为一炉，以为德治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根基。
五）修己、安人，都要日新又新。
商汤盥盘上的铭词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任何管理制度，决不可能凭空忽然地创立，或无端忽然地消失。它必定有其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以前，就有其前身，然后渐渐地在创立。它也必定有其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其后影，逐渐地在变质。管理者的任务，即在洞察其渊源，依据组织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用意，创立合适的制度。同时，更体认其流变，按照实际的利弊与产生的影响，适时予以调整。使管理制度，得以日新又新。
日新又新，绝非今日所时常强调的“求新求变”。一味求新求变，根本就是一种偏道。如果只知宇宙在“变”，时代在“流”，而不知“变”中有“常”，“流”中有“住”，便无法把握住变中之常，因此为变而变，极易流于怪妄。方孝孺在启惑论中说：“天地之生物，有变有常，儒者举其常以示人，而不语其变。非不语其变也，恐人惟变之求，而流于怪妄，则将弃其常而趋怪，故存之而不言。”我国文化传统，以孔孟为主流，参以老庄的自然思想，而对于管理最具影响的，即在注重“务实”、“不执着”、“中庸”的态度。我们从小便被教导着要知道随机应变，不可固执已见。但是我们同时也不敢忽视“常道”，在“实务”之中“不执着”去权宜应变，以求其“恰到好处”，即是“中庸”。这种“执经达权”的权变原则，使我们“权不离经”而越变越通却不舍离根本。
中国人太善于权变，必须用“经”来约束，才不致乱变。管理者投身于变化之中，必须使变化能够反映若干不可更改的价值观念，否则随波逐流，仅在求其适应而已，不能算是“具有理念依据”的管理。
明智的管理者既然所系正大，又以发扬人类最高文化、表现人类最高道德为己任，则必有其理想，而不是把自己局限于“利润”、“绩效”的达成，徒然贬低了自己的价值。管理者抱有崇高的理想，最好透过适当的沟通，形成组织成员的共识，作为大家共同遵行的常道，亦即不易的“经”。
然后按照常道，因应内外环境的变迁而“权”宜应变，一方面求生存于此一瞬息万变的世界，一方面又能够坚守不变的原则，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才能使变化有纪律而且确保其向善，达到“日新又新”的境界。
“日新又新”的“新”，其实与“时间”并无太大的关系，我们并不认为现在的必定比过去的好，未来的也必然胜过眼前。我们认为“好”就是“新”，重点在于品质的良窳。过去的和现在的“好”都属于“新”，否则便不配为新。中国人实践的态度，使得“品质重于形式”，实质的进步，是“日新又新”追求的对象。
怎样做到“日新又新”呢？最好以“有所不为、有所不变”为“经”，也就是“根本”；而已“有所有、有所变”为“权”，也就是“作用”。本立而道生，管理者必须把握根本，以“有所不为、有所不变”为经，然后才能够正确地“有所为、有所变”，找到真正“日新又新”之道。凡事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变，才能够避免乱变。
梁任公说：“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功用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工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工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工夫。”修己、安人都能够日新又新，那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鹄的。管理者以修己为第一纲领，从自身内部的修治做起，由格、致、诚、正，然后层层扩大，齐家、立业、治国、推到平天下止。
所有决策，悉依止、定、静、安、虑、得的历程，时刻不忘安人为第二纲领。秉持光明正大的理念，执经达权，以不停滞的精神，适时调整而权宜应变，是第三纲领。这种管理之道，即为我国管理哲学的精义。
第4章 中国管理哲学的包容性
中国哲学原是一种生命哲学，而生命是整全的，不可加以分割，所以中国哲学素来不分种类。
不像西洋哲学那样，区分为形上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哲学。然而，不分种类并非没有这些种类。
只是采取包容的态度，将宇宙的生命、人的生命作完整的、根本的研究。却不单独抽取其中一部份，来省察和各自发展。
西洋管理哲学，可以就管理谈管理。站在管理的立场，把管理“作整体看”（Toseeitwhole）。甚至再细分为“企业管理”及“行政管理”，各有其不同的管理哲学。近年来盛行“企业文化”（CorporateCultures），即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管理风格，尚未触及真正管理哲学的层面。
如果说哲学是道，科学是理。西洋管理科学确实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它系统分明，条理清晰，令学者有“理”可依。顷刻之间，极易奉为金科玉律。西洋管理学者，当然也有精研老子的，却始终未能真正把握“道可道，非常道”的精神，发展为共同遵循的“管理之道”。影响所及，西洋管理者必须疲于奔命，在紧张忙碌的管理实务之外，时时留心新的管理之“理”。因为朱子早就说过：“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任何管理者，假若未能体认“包得大”的“道”，便只好在“许多理脉”中跑迷宫了。
中国管理哲学，本着“一以贯之”的包容性，站在生命的立场来看管理。宇宙之间，共同存有无数生命。集体在动变，个体亦在动变。一经“行”动，难免有所冲突。如何才能各得其所“天地位焉”？各遂其生“万物育焉”？必须各别依据“管理之道”自动调整，以期共生、共存、共进化。这种管理之道，乃是永恒不变的。从开天辟地，一直到天地毁灭。中间既不死亡，也不衰落。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没有定形，也没有固定的所在，所以是佛家所说的离言说相，不可以用言语来表示。但是智能极高的人，观察它的深远与空虚。根据它普遍而循环的运行，勉强用言语、文字来加以描述，这就产生了管理哲学。
中国管理哲学，是整个生命哲学的一部份。主要的课题，仍然是生命。它以生命为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和安顿我们的生命。管理的道理，即在彰明自身所本有的灵明德性，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够除去旧染之污而安居乐业，并且尽心尽力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大家都站在最合适的立场而彼此密切配合，用择善固执的态度来取得最适当的协调。大学说得十分明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因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的“一贯的道理”，这样精微开展的管理哲学，包容了中外一切管理思想。兹为方便说明起见，爰就管理的意义、目的及方法，分别叙述其包容性如后：（一）、管理的意义，即是“修己安人的历程”。
中国管理哲学，首先重德。认为管理者，必须对道德具有清楚的观念。因为德性是操之在我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管理的知识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既多又杂，永远学不完。庄子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度的，而智识是没有限度的。以有限度的生命，去追求没有限度的知识，就会弄得疲困不堪！”管理者无法学得所有的管理知识，势必拿所学到的一部份知识，把它强调得无以复加，认为再好不过，形成“天下的人各执一端以自耀”。于是“X理论”（TheoryX）、“Y理论”（Theoryy）、“Z理论”（TheoryZ）纷纷出笼；“企业文化”（CorporateCultures）刚刚肯定“英雄人物是公司最重要的要素”，指出“英雄主义是被现代化管理里乱所遗忘的领导要项。”“追求卓越的管理”（ManagingforExcellence）马上描述“管理人员由于英雄作风只能达到平凡的绩效”，因而推出“超英雄领导模式”（Postheroicleadershipmodel），要求领导者不要像“城边奇侠”那样殚精竭虑，靠一己之力承担一切。学生产的强调生产管理的重要性；学市场的认为时代已经迈入市场导向；学会计的闷声不响把预算控制捧得高高在上。墨子说：“一个人有一种道理，十个就有十种道理。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道理，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道理，等到人数多得数不清，那么他们所说的道理，也就多得数不清了。”探讨管理智识如此麻烦、复杂，倒不如提升层次，从德性的修养入手，反而简易、可靠得多。
管理者凭良心，依照意志的自律而行，那么所当行的是什么？何者应当请教专家？如何才能诚以致曲？怎样达成最适的决策？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平常人都可以做到。
管理者重视“修己”，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力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知安行的人，先天的要件已足，只要“自诚明”，就原有的德性加以扩充，由“慎独”、“温故”的工夫，以“敦厚”的修养，便能达于广大高明的境界。至于学知利行或困知勉强而行的人，天资虽嫌不足，也可以“自明诚”，一方面多多向他人请教而“知新”；一方面抱“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弗能弗措”的决心以“崇礼”，只要遵道而行，不半途而废，亦可到达“明”与“强”的地步。修己包含问学的功夫，却特别注重“诚之”的修养，亦即“择善而固执”。
＇奇＇中庸以为“诚”是有诸中必形诸外的，管理者诚于中即能表现于外，形于外就能更加显著，因此格外光辉发越，足以感动人心。追随者一旦发生感应，便容易产生变异，与管理者同化。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是由管理者一端的“诚”而引起追随者感“化”的过程。孟子说：“人能充满不欲害人的心，那仁就用不完了。人能充满不做窃盗的心，那义就用不完了。”管理者充满仁、义的心，便可以由一端的诚扩充到全体，结合众人的部份智识，明辨而笃行之。如图2…4…1。
＇书＇如果管理者不从修己着眼，却要依照意志的他律而行，那么他所需要的智识，很显然是不足的。就算他肯处处虚心请教专家，也需要用智能来判断、取舍和决定。管理者绝非万能，怎么能够以自己拥有的一些知识，来判断追随者的智识呢？有时反而“气死专家”，岂非冤哉枉也？西洋管理者多半重视追随者的“工作能力”（Can）与“工作意愿”（Will），就没有想到不诚的人，其能力愈强、意愿愈高，后果将愈不堪设想！我国管理者大多注意追随者的“忠诚”与“肯干”，而两者都与个人的“修己”密切相关，愈忠诚愈肯干的人，愈重视修己，则其效果必然愈为良好。
管理者修己、正己，又何以保证追随者必定也修己、正己，并且好好地尽一己之心，尽一己之力为组织目标而奋斗呢？这就有赖于“安人”。特别是中国人十分考究心安则为之，追随者果能安居乐业�
